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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1章 为恨杀妻为爱屠孙1996年西安留苏老教授王玉荣杀妻戮孙（第1页）

1996年6月20日，是传统的端午节。陕西西安南郊一所有名的理工科大学校园里绿荫如盖，五色缤纷的月季、石榴、马樱花争芳斗艳。这天上午，突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惊得人们目瞪口呆：王玉荣教授把他的老伴和孙子杀了！

“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真的。听说公安局已经把两具尸首和自杀没死的王教授弄走了！”

中午下班，提着端午节粽子、糖糕和绿豆糕的教职员工们回到大学南村家属区时，从一号楼前簇拥的人群中那窃窃私语和惊魂甫定的目光里，证实了传闻的千真万确。

最早目睹这幕惨景的，是王玉荣的儿媳淑英。淑英是到公公婆婆家来看望儿子王晶的。

三天前，16岁的王晶被爷爷强行接到这里，为的是对这个唯一的孙子的学业进行监督和“填鸭”式辅导。去年秋天，王晶没有考上重点高中，令堂堂的大学教授王玉荣痛心疾首。他并不责怪心爱的孙子——他坚信孙子的血液和脑髓中有自己绝对优秀的遗传因子。

他严厉斥责当工人的儿子和儿媳教子无方。他要倾尽大学教授的智力和底蕴，像当年带研究生一样，使这个孙子“变渣为钢”，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人世间将来有一块立足之地。说“强行接回”并不为过，因为儿子新声、儿媳淑英、老伴孙安秀连同王晶本人对此举都不苟同，只是惧于“老太爷”的偏执和威严，谁也不敢硬抗。于是，在王玉荣教授第三次登门“要人”时，终于像押解少年犯一样，把一脸不乐意的孙子连同一大堆学习参考资料通通带到自己家中。

作为母亲的淑英，心疼自己的独子。她知道婆婆退休后又返聘回总务科上班，顾不得给孩子做饭。公公虽已退休赋闲，但是科研、教学的专家，对理家、做饭却完全是门外汉。不知这几天儿子是否能吃饱、吃好，她放心不下。正好这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，她特意在单位请了半天假，买了过节食品，骑自行车赶来，为的是趁儿子中午放学回来时看一看。

上午9点40分，淑英敲响了公婆家的房门，没有人应声。于是她掏出自留的钥匙，开了房门，平静地走进去。突然间，她发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哭喊……

展现在大学保卫处干部眼前的，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：大卧室里，66岁的女主人孙安秀头颅四分五裂，床头和凉席溅满了粘着血迹；小卧室中，裹着毛巾被的16岁少年王晶头部已砸得分不出五官；书房里，满头白发的老教授王玉荣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。凝结着紫黑色血斑的斧头、刀片，插在墙脚插座中的两根塑料电线，案头那张笔迹清隽的遗书，向人们无言地讲述着这桩惨绝人寰的血案。

在陕西武警总队医院的急救室时，插着氧气管、输血管、输液管的王玉荣逐渐脱离了死神的怀抱，急骤起伏的瘦削胸脯趋于平缓。泪水沿着眼角深深的皱纹流过面颊，濡湿了雪白的枕套，翕动的嘴唇艰难而微弱地吐露着一个个孤单的字：“妈……妈……”

负责监护的侦查员侧耳倾听，终于听懂了，他是在呼唤母亲。

他有一个95岁高龄的母亲。也就是为了至亲至爱的母亲，他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，甚至甘愿沦为杀妻戮孙、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凶手。难道这也是“孝”之所至吗？！无人能够回答。

1937年11月，8岁的王玉荣和两个妹妹跟随父母从与扬州毗邻的江都县向西逃难，像几颗随风飘零的种子，最后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省宅鸡市落了户。

不幸接连降临。就在王玉荣小学毕业前夕，他的父亲瘫痪了，几年后撒手西去。一家7口的重担，压在目不识丁的母亲肩上。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行将倾圮的屋顶，卖麻花、卖茶叶蛋、卖洗脸水、卖大碗茶，咬着牙忍着泪让儿子继续学业。就这样，王玉荣在慈母血汗哺育下，读完初中、高中，并在解放前夕，考入了咸阳工学院。

刚上大学二年级，母亲就急于为他操办婚事。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王玉荣虽然不太乐意，但也没有反对，他绝不违背他母亲的意愿。那时候，时兴早婚，不少读初中甚至小学的男学生已经当上了丈夫，有的已是孩子的父亲了，何况王玉荣已经21岁，何况母亲为此十分高兴。

妻子孙安秀小他1岁，同是客居宝鸡的江都老乡，两家的长辈是世交。孙安秀只是小学毕业。小学比大学要差好大一截，但王玉荣没有什么理由挑剔。这桩由母亲包办而又本人情愿的婚姻、既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欢乐，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痛苦。

一年后，妻子孙安秀生下一个男孩，当上了奶奶的母亲自然是喜不自禁。而在王玉荣看来，这不过是送给母亲的一个最好的礼物。

大学，总把最优秀的毕业生首先留给自己。品学兼优的王玉荣留校任教了。第一次领到工资，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，马上到邮局将工资的一半寄给母亲。孙安秀对此并不介意。1956年全国工资普调后，他仍然像“铁律”一样寄出工资的二分之一。而这时，爱情已没了新鲜感，并且他已经是一儿两女的五口之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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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望和不满逐渐在妻子的心头郁结。含笑的面容常常乌云堆积，柔和的话语变得生硬刻薄，龃龉时有发生。对丈夫的由于经济拮据而节衣缩食、刻苦自己，原先的同情、怜悯、心疼一扫而光，代之以“自找”、“活该”的悻悻然。

全学校衣着最朴素陈旧的青年教师王玉荣，在教学、科研方面相当出类拔萃，是全校的业务尖子。“出国留洋”，可以说对任何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有巨大的诱惑力。王玉荣出国留学期间，母亲从宝鸡搬到咸阳来住，帮助照看孙子、做点家务，同时也与儿媳作伴，彼此照顾。

但是好景不长。两个女人共处不久就发生了矛盾——裂隙是早已在孙安秀的心底存在着的。她们同是个性极强、不善克制容忍的外向型女人，由吵到骂，最后发展到剑拔弩张，撕扯抓挠，亲友、学校领导都劝阻无效。

最沉重的一击来自1962年秋天。那天从实验室出来，同学交给他一封软绵绵的信。拆开一看，竟是一缕花白的长发。母亲在信中哭诉：这是儿媳从她头上揪下来的！王玉荣悲愤欲绝，踉踉跄跄跑进树丛，捂着脸哭了。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、最孤独、最不幸的人！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妻子——不，“仇人”孙安秀所有的来信，一封封撕碎，丢入波光潋滟的河水中。

从此，凡是孙安秀的来信，他看也不看就撕碎扔掉；从此，他再也不给孙安秀写一个字。

1964年的夏天，学满6年的王玉荣毕业回国。他拿到的是副博士学位。如果没有那么多来自家庭的痛苦和干扰，他取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游刃有余的。他归心似箭——焦灼地想见到阔别的母亲；他欲行又止——不想见到那所谓的妻子！

六年的变迁着实巨大。他所在的大学，已从咸阳迁至西安并改了校名，孙安秀已被照顾调进这个大学的总务部门工作。在王玉荣看来，他俩的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。他向孙安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婚。

孙安秀先是愣了半天，接着是大哭大闹。她骂丈夫坏了良心，自己六年茹苦含辛，撑起这个家，养大三个儿女，今天倒要卸磨杀驴了！她骂丈夫在外国勾搭上了漂亮女人，要学千古唾骂的陈世美；她要到系上、到党委去揭发，让全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家属评评这个理，认清他王玉荣丑恶的灵魂！王玉荣胆怯了。况且离婚这号事，母亲也不同意。她和儿媳不和是事实，但她老人家并不愿看到儿子妻离子散。

于是，此事再也缄口不提。

王玉荣在自己家里得不到温暖，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。他是学校中当时为数不多的拥有副博士头衔的佼佼者，担负的课题比较尖端，表现突出，成果斐然，多次获得科研优秀奖，并荣获优秀教师称号。

十几年中，他参与完成和独立完成的课题，曾先后获得陕西省或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、科研突出贡献一等奖和发明专利二等奖。他的某些研究成果，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受到日本、美国、德国科学家的重视，有的还被输入国际发明专利网络。他也由讲师先后晋升为副教授、教授，并担任了研究生导师。

但是，科研成就的获得，技术职称的升迁，年龄的增长，这一切并未改变他在家庭中的地位。他的家，仍然以学校总务科的办事员孙安秀为中心。

1994年夏天，年届65岁的王玉荣教授离开了教学岗位，正式退休了。跳舞、钓鱼、养花、练气功、打太极拳等等中老年人的热门活动，他概无兴趣。他自我封闭在迷惘和失落之中。

这时，他又想起了母亲。他想把93岁高龄的母亲接回自己家中。他急切地想弥补30年来作为长子未能恪尽的孝道，也想在众多弟妹面前挽回一点面子。

1995年的春节快要到了。年三十晚上，女儿和儿媳帮助孙安秀忙了一个下午，做了满满腾腾一桌子菜，还摆上稠酒和啤酒。王玉荣凛然而庄重地把老太太搀扶到上席人座。

由于王玉荣一脸冰霜，正襟危坐，开席后，除了小孩子们像麻雀似地叽叽喳喳之外，大人们都很拘谨，生怕磕碰了什么。孙安秀可不吃这一套，她以主妇的身份，给儿女、女婿、儿媳斟酒，给小家伙们夹菜，努力恢复喜庆气氛。对丈夫和婆婆，她敬而远之地绕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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