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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34章 经济权力即政治权力（第2页）

朱翊钧点头说道：“铜钱的胜利，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胜利，而是朝廷拥有铸币权，强制让铜钱被高估，银币被低估的结果，而动态的调价，是朝廷维持经济稳定的手段和工具。”

申时行上奏说的这个法子，按照民间的价格进行动态调整，避免铜银复本位制之下，一方彻底获胜，同时，让铜银钱兑换，维持在一个平稳的区间，让百姓生活不必绞尽脑汁的计算，维持生活的稳定。

这是朝廷重要的手段，稳定的银铜比例，意味着更加稳定的经济。

申时行一针见血的指出，有个更简单的办法，把铜炉捣毁，不再生产万历通宝，而是改为单一的银本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就像泰西的费利佩就只行银币，泰西的确可以这么干，但法定货币只有银币，就有一个问题要考虑了，百姓用什么？费利佩才不管什么平民的死活，大明能不考虑吗？

在奏疏中，松江巡抚的意见是，加大铜钱的生产，大量增加铜钱的行，让铜钱和银币的兑换比例，更快的趋近于一银等于一贯的比例。

他有更好的解法，单贵金属本位，但这种解法有点违反了基本的民为邦本、本固邦宁的政治主张，他要敢这么大力鼓动，就不要想着入阁了，朱翊钧宁愿用个庸才也不会用他了。

这本奏疏里面，最多的内容不是张昂贪腐案、金银复本位制，而是讨论新兴资产阶级。

阶级论第一卷阶级指出：人只要存在，无论是否活着，就一定属于某种阶级，无论他自觉与否；而阶级的本质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，阶级从来不是一个虚妄的、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经济的实体和社会实体。

在这两个前提之下，申时行认为：那就是当一个人、一个集体，获得足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后，必然会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，并且一定会利用其政治地位获得更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，即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，反之亦然。

“这端水大师现在大胆到让朕刮目相看。”朱翊钧说小看了申时行，不是小看了申时行的才能，而是小看了申时行的胆量，以前这些话，都是张先生说，现在申师傅变得更加大胆了起来，或者说，申时行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，有些问题是绕不开的，是不能避免谈及的。

但同样申时行有点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。

他在奏疏里，十分大胆而且直接了当、直抒胸臆，从根本上论证了一个问题，大明皇帝因为失去了足够的经济地位，所以政治权力大范围的收缩，地位并非实际上的至高无上，这就是大明国朝之前数十年乃是百年时间里，主弱臣强的根本原因。

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，在举出了皇帝这个例子后，申时行认为新兴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地位就成为了必然。

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力量——朝廷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要确保一定的公平性，要使用暴力维持大明的基本稳定，既要保证失去权柄的旧财主不会成为社会展的阻力，也要保证得到权柄的新财主们不会颠覆江山社稷。

这不是空想，而是现在浙江还田令推行过程中，正在生的事儿。

不甘心失去土地的旧老财主们正在想方设法的规避朝廷还田的政令，比如通过长租、威胁恐吓等手段，重新获得土地，而得到了土地的穷民苦力正在努力保卫朝廷下去的土地，朝廷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武力介入保证还田的政策得到推行。

而对于穷民苦力而言，他们守住自己土地的唯一方法，很笨拙也很简单，那就是多生孩子。

“很好，申时行把浙江还田的差事办妥了，回朝入阁也没人能挑出理来了。”朱翊钧敲了敲桌子，朱批了申时行的奏疏，同意了他的几个具体的主张，又写了数百字，讨论了他的政治学观点。

朱翊钧给林辅成、李贽这些意见篓子五品格物博士的官身，是希望他们把政治变成一门可以讨论的科学，但林辅成和李贽其实辜负了皇帝的期许，也不是他们无能，是他们没有掌控权力，所以无法深入讨论，但他们的观点是重要的补充。而张居正、申时行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，他们能够深入讨论，他们的观点是主干和脉络。

万历十四年四月份，朱翊钧在忙碌中，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陕西巡抚沈一贯、绥远总督潘季训，上了一份奏疏，今年陕西北部、绥远、甘肃地区的降水，出现了严重的旱灾，各地的降水量都有下滑，降水量下滑最严重的地方比去年低了4o%，而最好的地方，降水量降低了2o%，预计夏秋两税，将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歉收。

“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春耕种下去的麦苗，没这点水就死给你看，麦子灌浆少这点毛毛雨，就通通是空壳，再加上干旱引起的蝗虫苗孵化成功，蝗灾一定会成为下一场大祸，可以说降水少多少，粮食就会歉收多少，今年绥远、陕西、甘肃一定会缺粮。”朱翊钧看着奏疏，立刻说道：“立刻召见辅臣来到通和宫。”

这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，在不考虑水利工程、沟渠、水坝、水井等人力的情况下，粮食减产和降水减少是指数关系，降水降低越多，减产的规模会扩大，甚至到颗粒无收的结果。

“陛下，臣以为应该派遣缇骑前往，亲自查问，确定消息真假。”张居正看完了奏疏，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有些地方年年报旱灾，年年需要朝廷调拨粮草，赈济灾民，可是这赈济了许久，结果朝廷御史途径，现瓢泼大雨。”

“这种灾逋蠲免，很多时候，都是地方官员和乡贤缙绅掏空府库的戏码，臣觉得，理当谨慎一些。”

“先生所言极是，朕会派遣缇骑前往绥远查看，但从各地奏疏来看，不会出错，沈一贯有点官瘾，潘季训更是忠君体国，潘季训真的想以公谋私，不会到绥远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去。”朱翊钧当然知道，潘季训可能会谎报，但潘季训谎报不太可能。

潘季训是主动请缨前往了绥远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地方，这地方民风彪悍，矛盾冲突激烈，基础建设不完备，甚至土地抛荒比腹地严重的多，潘季训主动请缨，不过是为了治理黄河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，鞑清朝爆了一件震惊满朝文武的大案，王亶望谎报灾情，而且陕西地面官员铁板一块，一起谎报灾情，报的是连年大旱特旱。

结果阿桂和总督李侍尧到陕西一看，压根就没有旱情，这件事最可怕的就在于王亶望把陕西弄成了铁板一块。

“陛下所言有理。”张居正对地方官员抱有足够的警惕，个人情感上，他倾向是真的。

王国光翻动着奏疏，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需要紧急调拨一些粮食进入绥远、陕西、甘肃，防止旱灾变成饥荒，河南常平仓有粮一百四十万石，臣以为可以调派半数至长安府和甘肃府，而京师目前能动的存粮，有一千二百万石，可调动一半，通过驰道运往绥远，至胜州送往甘肃。”

“这样有六百四十万石存粮来应对，在陕西，旱灾不至于扩散成为饥荒。”

朝廷有钱有粮，而且因为户部保守经济政策，不肯欠债，倒是朝廷每年都有结余，而不是赤字，本来这些钱粮要用到朝鲜战场，但短期内，朝鲜用不到了，沿海地区的认捐，足够支撑大明军一年半到两年时间了。

以工代赈是最好的办法，但你得有果腹的粮食，才能以工代赈，要不然饥荒之下，遍地流民，怎么以工代赈。

这些粮食不全都调往绥远、陕西，而是分批次，看灾情的严重程度入陇，确保救灾工作的有序展开。

朱翊钧面色凝重的说道：“潘总督在奏疏中说，希望朝廷蠲免绥远、陕西粮赋七分，朕以为，理当按祖制，灾年蠲免九分，这一分也留在地方备用，号召各地乡贤缙绅地主减租，把那《保定府游记》说于他们听，灾年不减租，到时候匪患四起，破门灭户屡见不鲜。”

甘肃没有田赋，地实在是太少了，为了让当地百姓安安稳稳种地，大明皇帝大手一挥，永久免了甘肃的田赋，这几年，好不容易种种子有了点起色，这大旱一来，全都毁了，朱翊钧哭都没地方哭去。

这的确是祖制，嘉靖十九年，嘉靖皇帝定陕西岁灾，尽蠲九分，一分自用，不及起运，后为永制，不全免，是因为收税的地方，才是实土郡县，是统治，要是一点税不收，以后再收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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