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是不想改革，而是不敢改革。

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，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象吓倒了他。

他生怕自己一着不慎，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，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。

嘉庆帝熟读经史，他十分明白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，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、成功率很小的选择。

北宋王朝的变法、明朝中期的改革，不仅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加快了王朝的垮台。

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，从商鞅、王安石到张居正，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。

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，全盘重新建造，对他来说简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狮子发起进攻。

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。

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，甚至连小规模的“新政”

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。

“从来帝王之治天下，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。”

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“敬天法祖”

。

他们用人行政，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，动辄引据“成宪”

。

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，而是自诩“唯以皇考之心为心，以皇考之政为政，宅衷图事，罔敢稍越尺寸”

。

在“新政”

后期，嘉庆皇帝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“新政”

这个词。

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“新政”

是刻意翻父亲的案。

“不孝”

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“端淳”

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。

皇帝宣布说，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，但总结他的一生，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。

父皇晚年的错误，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。

所以，自己的政策，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，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。

当“新政”

推行到末尾时，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，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。

而“洪亮吉事件”

更让他惶恐不已。

洪亮吉在乾隆时期，就以大胆敢言闻名，在嘉庆“求直言”

的鼓励下，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。

在奏折的开头，洪亮吉就语出惊人：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，根子在乾隆时期。

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，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，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。

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，国家“风俗则日趋卑下，赏罚则仍不严明，言路则似通而未通，吏治则欲肃而未肃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