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肯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但是他的逻辑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。

同他的狩猎伙伴一起，他曾为动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难过，他同情这些人类的伙伴。

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求我们对大人要尊重，要有礼貌。

我仍然不确定他是否知道&ldo;最终解决&rdo;方案和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。

我总是假定他是无辜的，但在战后，当这些可怕的掠夺、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恶的大规模屠杀被揭露出来以后，他应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悲痛，假如他是和我们一样憎恨这些事情的话。

他惟一争论的就是敌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，如在广岛尤其是在德累斯顿。

根据他的思维逻辑，我仍然是太天真了。

他会问我在当过兵后为什么没像他在血腥的战斗中一样成熟起来？他会问在我见到这场战争的屠杀接近尾声后，为什么我不明白其实战争的双方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？我的答案是：&ldo;战争导致了对人类的犯罪，但是从来也不会认可对人类的犯罪，为过去的可怕行为辩护会在将来引起新的可怕行为。

&rdo;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亲的观点。

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和我的父亲都很疏远。

在他事先同意不谈论他的观点后，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庭聚会。

我们在一起吃晚饭，但是后来父亲又开始了他惯常的激烈演说了。

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脚碰了他一下让他停下来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就分开了，但他们从未离婚。

我的父亲1979年在德国去世，我母亲1988年在法国去世，并且也葬在了法国。

我姐姐奥娣生活在法国，我妈妈的最后几年是她照顾的，她还管理着妈妈的花园，她怀着极大的创造力与树木和土壤打交道。

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国丈夫住在法国。

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，生活在瑞士，她加入了瑞士籍。

我的妹妹多尔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国。

恰好比我小10岁的弟弟乌尔夫第一次心脏病突发时去世（我很幸运自己在犯过5次心脏病后还能活下来），他在辞世之前转而信仰了佛教。

我的弟弟乌尔里希生活在土耳其。

1948年，我参加了由占领当局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新闻课程，添补了空缺的记者职位，因为这些职位过去由纳粹记者占据。

我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。

1951年，我在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，而且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一个德语教师。

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，成了一位美国公民。